本报讯 备受关注的山西阳高“订婚强奸案”再掀法治波澜。2025年3月25日二审庭审结束后，被告人席某某母亲郑女士于4月2日向大同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控诉材料，指控12名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涉嫌玩忽职守。此举将案件焦点从实体争议转向程序合法性领域，引发内地法学界对《刑事诉讼法》第87条适用的深度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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‌程序正义之辩：DNA鉴定时效与批捕要件冲突‌

根据控诉材料披露的办案时间线，阳高县公安局在2023年5月9日报请批捕时，距DNA样本送检仅隔1日，而大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直至5月19日才出具正式鉴定书。也就是说，阳高县公安局是在用以证明“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”主要证据尚未提交的情况下报请批捕的。对此，席某某代理律师殷律师指出，此举明显违反《刑事诉讼法》第87条“全面审查”原则——公安机关应在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后移送审查批捕。

“DNA鉴定作为性侵案件核心证据，其时效性直接影响强制措施合法性。”澳门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授李明达分析称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逮捕需满足以下三项条件：1、有充足证据证实犯罪存在且由特定嫌疑人所为，证据需经核实；2、被逮捕者可能面临至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；3、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等措施不足以防止案件调查受阻或存在社会危害风险。而本案中关键的生物技术证据尚未形成书面报告。

对此，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强（应受访者要求化名）提出不同观点：“批捕阶段不要求证据达到定罪标准，公安机关根据被害人陈述、通话录音等初步证据采取强制措施，符合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139条关于‘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发生’的裁量空间。”

‌证据链争议：2分26秒录音能否构建“违背意志”要件‌

案件核心证据——时长2分26秒的通话录音，成为法学界争论焦点。一审判决认定，席某某对“强暴不可否认”的提问回应“嗯”构成自认。但澳门刑事鉴证专家陈志豪指出：“情绪状态可能影响应答真实性，需结合语音图谱分析确认应答性质。若被告人当时正进行蓝牙连接操作，机械性应答可能不具证据效力。”

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张伟则强调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94条规定，录音证据需经合法性审查，包括取证手段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，比如符合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7条关于禁止胁迫取证的规定。本案中女方母亲单方取证是否构成“诱导性询问”，成为二审法庭重点调查事项。

‌司法监督困局：控诉材料接收程序合法性存疑‌

郑女士控诉遭遇的程序障碍引发监督机制讨论。其4月2日向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提交材料时未获接收凭证，直至邮寄后才形成证据链条。澳门廉政公署前调查主任黄文辉指出：“根据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57条，控诉人有权要求出具受理凭证，检察机关未履行该义务涉嫌程序瑕疵，可能影响后续监察委员会介入调查的可信度。”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被控诉的12名办案人员包括公安机关侦查骨干和检察机关领导层。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赵立新认为：“此案暴露出内地司法系统内部监督的深层矛盾——当被监督对象涉及决策层时，同级检察院如何保持监察中立性成为制度性考验。”

‌法治文明考验：婚约关系中的性同意边界‌

案件背后折射的社会观念冲突同样引发澳门性别平等委员会关注。澳门妇女联合总会法律顾问林婉仪指出：“无论是否存在婚约，性自主权不可剥夺。但根据澳门《刑法典》第157条，亲密关系中的强迫性行为证明标准需更严格，本案二审判决将对内地相关司法解释产生示范效应。”

随着中央政法委2024年出台《关于依法妥善办理婚恋纠纷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》，如何平衡妇女权益保护与防止诬告陷害成为司法难题。本案中订婚宴后五小时即案发的特殊时间节点，使得“婚内强奸”认定标准与证据固定规则面临现实考验。

‌澳门视角：程序正义的镜鉴意义‌

作为贯彻“一国两制”的法治示范区，澳门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建立的多重保障机制值得借鉴。根据澳门《刑事诉讼法典》第179条，在偵查期間采取强制措施审查，需由檢察院提出申请，经预审法官听证程序批准后。这种司法审查的双重机制，有效避免了行政化办案导致的程序争议。

当前案件已进入二审判决倒计时，澳门法律界持续关注内地司法改革动向。正如澳门终审法院前法官利马所言：“个案程序争议的妥善处理，将是检验‘以审判为中心’诉讼制度改革成效的重要试金石。当法治文明跨越地域差异，程序正义理应成为两岸四地的共同追求。”

责任编辑：刘良燕 卢前锋